·1950年元旦，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巴拉维赫疗养院。
作者：王秦怡 张书畅
今天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出生于1904年的任弼时是“五大书记”之一。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2022年4月30日，任远芳（前排中）和家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
身为“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任弼时却是最早离开人世的。1950年10月27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年仅46岁。
“我和父亲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任弼时的女儿、今年86岁的任远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这一闪而过的生活，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很想念他。”
以下为任远芳的自述：
“小猴子们”
自记事起，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我的第一个家。
在这里生活的中国儿童，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我们这一批小孩子，30多个小男孩小女孩都在一个大屋子里睡，也不分学校和年级。每每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我都会想，大家就像花果山里的一群小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似的。
也都像小猴子一样，很野，是“野孩子”。滑雪、滑冰，光脚丫乱跑，不管小男孩小女孩就爱跟人打架。但要是谁病了，都相互关心，相互探望，像亲兄弟姐妹似的，彼此亲密无间。曾三的女儿、邓发的女儿……我们从小相识，都是当时在国际儿童院一起生活的朋友，直至今日仍有来往。
因为当时儿童院里的孩子都是同样“无父无母”的情况，所以长期居住在那儿，我对“父母”一词也没有什么概念。
后来我得知，我是1938年底在莫斯科出生的，1940年，父亲结束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当时国内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考虑到路途遥远和形势艰难，父母这才把1岁多的我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1940年春，任弼时回国前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看望将要留在苏联的女儿任远芳。
父母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从1940年父母回到国内的9年多里，我没有收到来自他们的任何消息。
直到10岁那年，“父亲”首次以书信的形式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这封信1949年初从国内送来，信中带来了两个好消息：一是党即将解放全中国，二是家人安好无恙。父亲还告诉我，他的心里一直挂念着我。他的俄文写得很漂亮，像教科书一样。
此后，父亲寄来的每一封信总会以我的俄文名——“亲爱的卡佳”开篇，以“热烈地吻你”收尾。信中，父亲讲述最多的是一家人在国内的生活，紧随其后的便是对我的教诲，嘱咐我要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收到父亲的来信让我兴奋，但对于一个在异国他乡生长的孩子来说，那时的父亲与父爱依旧有点陌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我和其他“小猴子们”的生活照旧，唯一不同的是，偶尔，我们会谈论起自己梦见或想象中的父母。
“我有点舍不得他了”
父亲病倒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来莫斯科疗养，我也终于得以见他一面。
1950年元旦，我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父亲居住的疗养院。往来信件一年之久，真正见面时，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要叫他什么，也不会说中文，不知道“爸爸”的中文怎么讲，最终什么也没叫。他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点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父亲这趟来莫斯科是为了养病的，我随他在医院生活了一周。他当时已经病得挺重了，但他总爱把我叫在身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祖国和家里的情况，也会中俄混杂地教我一些汉语字词，像“手”“脚”“口”。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任弼时。
当时病房里只有一张床，我就睡在沙发上。每天晚上，他都要替我盖好被子后再入睡。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慢慢地，我开始用俄文喊他“爸爸”。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要回到国际儿童院继续上学时，我有点舍不得他了。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的感觉，希望能再前往父亲居住的疗养院，陪在他身边。父亲却坚持要我以学业为重。那段时间，我时常给他写信，差不多隔天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
父亲口中的中国生活，支撑起了我对国内的一切向往，我越来越想和父亲一起回国。他的建议是，我先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待完成大学教育后再带着专业知识回国，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但他也没有强迫我一定要留在苏联，而是在回信中与我讨论利弊，商量回国和留苏各自的优劣。事实上，我那一年还不满12岁，哪里懂得什么人生发展、职业生涯规划。与其说是想回国，不如说更多的是想回到父亲身边。
见我态度坚决，两周后，父亲回信嘱咐，希望我用心功课，考出好成绩，不要如此想他以致分神。他最后承诺，愿意带我一同回到中国！
在莫斯科的疗养并未持续多久。1950年5月，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疗养不到半年，父亲的血压依旧很高，但得知消息的他坚持抱病回国。我们即刻启程，搭乘组织上安排的火车离开莫斯科。
回国途中，火车在满洲里要换轨，我们在那儿待了六七个小时。跟车的大夫带我上街去买东西，售货员用俄文问道：“坐专列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爸。”那位售货员又问：“他是干什么的？”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上车后我就问父亲，他的回答很简短，“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直至他去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都极为简单——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一个爱我的爸爸。
我的“大翻译官”
一到中国，父亲便成了我的“大翻译官”。我从小在苏联长大，不懂中文，与家人邻居语言不通，也不懂这边的风土人情，什么事情都要通过他与妈妈、姐弟们联系。
姐弟四个里，我也是最受父亲“偏爱”的一个。起居、散步、外出游玩……遇到有趣事情时，父亲总会用俄文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解。在他的关爱下，我迅速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