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光”，可以有多亮？照多远？
武汉·中国光谷，
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根石英光纤，从此创新涌动，聚光成谷。
这里，十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寄予殷切期许。
从武汉“地图外的两厘米”到“独树一帜”的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代代光谷人，以光为引、追光而行，用科技自立自强锻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名片。
光纤，数据传输的“高速公路”。
2023年，早春，料峭轻寒。但在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的光纤拉丝车间里，拉丝炉的温度却高达2000℃。近5层楼高的拉丝塔中，晶莹透亮的光纤预制棒悬于顶端，经过“炙烤”，均匀熔化。塔顶到塔基30多米的落差间，从“棒”到“丝”，时速210公里的拉动中，一根10000公里长的光纤被拉制出来。
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此生难忘的一个场景，发生在2013年7月21日的那个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当时问我，你们的‘长飞梦’是什么？我说，用6到8年时间做到这个领域的全球第一。总书记又问，为什么有这个‘长飞梦’？我说，如果中国每一个行业，都有企业做到全球数一数二，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必定会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大国和经济强国。”
沿着细如发丝的光纤，回溯故事的起点。
1970年，全球第一根光纤在美国诞生。6年后的一个春天，大洋彼岸的中国湖北武汉，南望山脚下的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年轻人，带领团队，拉出一根长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这也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3年后，他们又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每公里损耗只有4分贝的光纤。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赵梓森。
△赵梓森（左二）与同事们一起做实验
随后几年，苦苦研究，赵梓森深深感悟：“只有引进外国设备，才能加快研究速度。”为了实现大规模量产，赵梓森力推合资建厂。但接二连三，美国、日本等光纤制造强国拒绝了中国。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1985年，荷兰飞利浦公司与中方达成协议，合作建立中外合作公司——长飞公司。
长飞，“长江边的飞利浦”。
1988年5月，带着“用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印迹，长飞正式成立。世纪之交，长飞接连七次扩产，2002年，光纤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万芯公里，成为全球主要光纤光缆生产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依赖进口建设国家光缆通信干线的历史。
仅仅引进、吸收技术还远远不够！不甘心做“外国工厂”，管理层想立项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不予批准。此时，某国际知名公司一改以往不愿向中国输出技术的姿态，主动抛出“橄榄枝”，但前提是合作后长飞只能生产多模光纤，放弃研发市场亟需的单模光纤。
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回忆：“关键技术是不可能依靠市场‘换’来的，长飞必须搞自主研发，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困难之际，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雪中送炭，支持长飞3000万元资金。抗住内部压力，抵御外部“诱惑”，2001年，长飞成立了专门的研发中心。此后，无论市场好坏、行业周期起伏，每年都保持不低于销售收入5%的研发投入。
△长飞自主研发生产的光纤预制棒
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
古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在光谷，也流传着一段“马新强月下追闫大鹏”的佳话。
激光，被誉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2000年左右，国外的设备“削铁如泥”，国内的却是“小儿科”，大多应用于低端制造，切割木头。激光器之于激光装备，就像芯片之于电脑。
2006年，掌握光纤激光器核心技术的闫大鹏从美国来汉参加华创会，为了留住他，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一路“追”到了北京。“我当天晚上就回到北京，准备第二天就回美国。然后马总是出差回来，连夜赶到北京，在招待所跟我谈签的合同。”锐科激光副董事长、总工程师闫大鹏回忆。
△华工科技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智能装备
2007年4月，51岁的闫大鹏与华工激光合资创立锐科激光，仅用一年时间，就研发出国内首台10W脉冲全光纤激光器。但是，当时国外已经研制出了更高规格的10kW激光器。进口一台要花700万人民币，再做成激光加工设备，费用高达1000万。历经6年攻关，锐科激光终于研制出了国内首台10kW工业级光纤激光器，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此项技术的企业。
武汉·中国光谷，在世纪之交的全国“光谷热”中，只是“七分之一”。
大浪淘沙。“中国光谷”，只有最终坚持下来的武汉，实至名归。
△光谷中心城俯瞰图
2013年7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来到光谷考察。
“我们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这些‘土枪土炮’比‘洋枪洋炮’效率更高！”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自豪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令旗已扬，方向即定。追“光”之路，奋发不休。
古有“烽火狼烟”，在守不在攻。
脱胎于武汉邮科院的烽火科技则自带家国使命，剑指世界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