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平原腹地，沉睡着一个古老神秘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直到20世纪末，它才重新现世惊艳众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制作工艺精湛，工艺复杂，堪称古代冶炼技术的杰作。在这些青铜器中，有各种器皿、器具、武器等，每一件都展现出了古代华夏人民的智慧和才华。
关于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约4,000年的古代文明遗址，它的发现使带有神秘力量和奇幻色彩的古蜀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考古的深入，文物不断出土，研究发现三星堆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图谱，刷新了我们的考古知识体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包含大量动植物造型和自然元素符号，如其大大小小的青铜神树，以及各类飞禽等动物的造型，往往都造型精美，形象美轮美奂而蕴涵政教深意。凡是参观过三星堆遗址或其博物馆的朋友，无一不对这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早期区域文明产生深刻印象。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权杖
这些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1986年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象征着权力的“黄金权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通身由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内部的木杖已经碳化。金杖上端有着被称为“射鱼纹”的三组线刻纹饰图案，共长46厘米。第一、二组图案相同，皆为上方一对鱼，下方一对鸟；箭穿过鸟身，射进鱼头。第三组图案则为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坠饰的人头。在古人看来，鸟、鱼都是通神之物，而其下方的人头，则象征着沟通神、人的使者——大巫师与王。不少人猜测，顺着金杖上鱼、鸟、王的图案读下来，正好是“鱼凫王”。
在后来三星堆出的文物中，不乏有大量刻画着鸟与鱼的图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鸟像、陶鸟头手柄、带有鸟纹金杖纹饰以及鸟形物玉石器等器物。其中，三星堆文化第二期之后的“鸟头把勺”是祭祀礼仪场合舀酒的神器,其鸟头形制与鱼鹰几乎一致。三星堆“祭祀坑”中出现的青铜铸造的大型鸟头饰件，通高40.3厘米。铜鸟头有宽大的钩喙、犀利的大眼和华丽的羽冠，是一件比陶鸟头形柄更为完美高贵的图腾标志物。这些都恰巧反映了鱼凫取代柏灌氏的历史故事，都在直指三星堆文化与古蜀鱼凫王密不可分的文化。
三星堆文明被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正是有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才一点一点被揭开。通过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不但有规模巨大的城市，大量的金属器物如青铜器、金器等，也有刻在器物上的古蜀文字，还有大型祭祀场所等等。这一切文明的标志都证明了三星堆王朝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精神文明的共生。这个辉煌的青铜文化把古蜀带进了空前鼎盛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对应着古蜀鱼凫王时代。
关于鱼凫王时代
古蜀鱼凫时代就要从川西平原的温江说起，要从温江的鱼凫古城说起。这里被认为是古蜀人入成都平原的第一城，是古蜀国强大富庶的基础。经过1996年和1999年两次考古发掘证实，也说明位于温江的鱼凫古城和三星堆、金沙遗址是传承关系，是二者的上链。
鱼凫古城遗址
鱼凫古城，现在的温江鱼凫村遗址，在今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境内，经1996年和1999年两度考古发掘研究，证实整个城池呈不规则的六边形，面积40万平方米，有一古河道经西北城垣缺口和东南城垣缺口流经城内，城墙现存最高处距城内地面约2米，宽12米-30米，现今城内地面约高出城外地面0.3米。城墙为斜坡夯筑，其间夹有大量砾石以固城。这说明我们祖先很早就有相当的筑城经验和防御意识。城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片和一些石器，石器打磨精美。1999年发掘时出土了两个石矛，一个完整，尖与刃都相当锋利；一个残缺，是用来作祭祀的礼器（和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鹃城等同时代)。1997年《中国文物报》载：在做墙体解剖的过程中发现，墙下有一层小卵石层，推测为墙基，根据墙下叠压文化层及叠压墙体的文化层出土遗物分析，城墙建在遗址较晚阶段。据此可推，城墙就是鱼凫王来到成都平原后在原来遗城基础上再行夯筑的。原城墙距今有4500-4000年之久，是川西平原最建立的城市之一，把成都平原建都市的历史从2500多年大大向前推到了4500年。这座城没有城门，全部筑以高高的土石城墙。城墙内侧是缓坡，外侧较陡，易守难攻，但也方便人们进出。(三星堆的城墙形制和鱼凫城一样，是个大斜坡，也没有城门。) 没有城门一方面是为防水患之故。因为鱼凫城靠近崛江主流金马河，在主干支流江安河和马坝河之间，有城门就多了一分水患的危险。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当时这里没有战争，是一片和睦、太平、安宁之地。
古鱼凫村遗址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鱼凫王带领族人迁至温江后，与当地古蜀土著人融合在一起，平和、宽容、大度地接纳接纳他们，定居立都；为避免族人与其他部落冲突，开疆拓土，以柳树封界；渔猎和农桑并举，扩大粮食收获，稳心强国；合理安排部族内的人员分工，不仅有渔农生产还衍生出采石加工，而且还有有了文字符号，并将这些文字符号刻在兵器、陶器和木器上，基本完成了早期国家的初步形态，进一步说明鱼凫时期为古蜀文明鼎盛时期不是巧合。
而这段古蜀文化的灿烂历史，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符号的诞生都与鱼凫王息息相关。
当时的鱼凫王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在当时，农业的发展水平，满足族人的温饱，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而青铜器、玉石、金器的发现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强盛。考古发现，不仅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还出土了上百件的金器和玉器，也有来自印度洋的贝币数千枚；来自滇、缅、印的整象牙六七十支。不仅如此，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和陶制酒具。而酿酒则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具有很大规模，品质优秀。
一个国家的兴盛不仅在于青铜技术的掌握和农业水平的高度发展，更是因为精神内涵的浸润和滋养。在鱼凫王的领导下，部族先民从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地区。鱼凫王终止了当时的部落战争，统一了今成都周边地区，在现在成都温江万春、柳城一带建都定居。带领人民以耕作渔猎为主进行生产生活，当时广植柳树以作国界，国家日益壮大繁荣。
鱼凫王精神内涵
鱼凫王统一古蜀国后，着眼于当时民生问题，以正念之道治理国家，奠定了治蜀兴蜀的基础，成为古蜀文明得以存续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实现蜀地长久繁荣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困难不断进取
